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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服务与服务机构:从国外境外的现状与轨迹推论内地的发展方向与阶段性

发表日期: 2009-7-13 14:51:24 作者:梁左宜 来源:残疾人工作者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向残疾人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明确规定残联的三大职能是代表、服务、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均可理解为狭义或广义的服务。代表职能归根结底是维护残疾人的根本利益和合法权益,可以理解为维权服务。管理职能是残联受政府委托行使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的行为,管理也是服务。至于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宣传、文体、无障碍环境建设、信息化建设等等业务领域,就更能体现服务的本来内涵,而且从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言,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难以穷尽的,这也正是残疾人事业所面对的挑战和诱人的发展空间。

一、残疾人服务的发展有无规律性可循

开展残疾人服务需要载体,需要平台,无论从满足社会需要还是提升残联自身服务能力而言,残疾人服务机构的建设问题都值得提到足够的高度来考虑。残疾人所能享受服务的有无、多寡与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残疾人服务机构的有无、多寡与专业化程度上。

从1988年算起,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已经跨过17个年头了,残疾人服务机构作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要子项目,其发展究竟有无规律存在?各地残联陆续兴办起的残疾人服务机构,究竟是数量的叠加抑或有内在的联系,是出于政绩工程的冲动还是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发挥作用。还有,这些服务机构的建设轨迹或曰兴办次序,是否反映出事业发展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其特定的阶段之间是否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值得有志于探索残疾人事业规律性的人们认真思考。

二、国外境外残疾人服务的发展轨迹与现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残疾人工作者,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残联工作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走出国门,接触到经济发达国家与境外地区的前沿资讯,考察当代各国各地区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

也许是限于考察时间与路线,也许是方便得到集中而直观的认识,外国东道主给我们看的往往是当地的服务机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服务机构与一国一地残疾人福利事业之间密切相关的关系——于是我们就有了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残疾人服务机构的现状,对当地与其它地方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作一个比较的可能。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与纠纷,请允许我们在下面提到相关国家和地区时以英文字母代替其国别或地区名称。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残疾人事业距离原点并不遥远的状况在B国,我们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贫民窟,漫山遍野依山而建,土木搭建的简陋房形建筑完全覆盖了山岗的每一尺土地,蚕食掉每一寸绿地,象骇人的蚁巢,经过这里的汽车司机夜里都不敢稍作停车,连健全人都生活在近乎原始状态,遑论残疾人。无怪乎I国的总理在答记者问为何不能给残疾人更多照顾时坦率地说:我不能,因为还有更多的正常人需要我们去照顾。

在发展中国家和初步迈入发达门槛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初具规模的残疾人服务机构。这些机构的特点是,小而全或大而全,小而全指的是由于主办单位的资源制约,只能先办一些中小型的服务机构,往往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先满足机构内残疾人最主要的需求,然后又根据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其他需求(这些需求往往因当地未有其他合适机构提供而得不到满足),把服务项目逐渐延伸开去,于是一个中小型机构便涵盖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文体兴趣种种服务,这种往往显得,样样有一点,每一样都不能充分展开或向纵深发展。大而全则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较大的机构,为了体现有这种服务——即填补某种空白——而建设,机构的规模相对大,里面预设了残疾人服务的相关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只是在机构中占一席之位,分解到每个项目而言仍然是。能进入机构得到服务的残疾人享受到的条件相对优越,但这种相对优势的待遇只限于个案,并不能保证覆盖当地有需要的人士。在P国某大型康复医院,负责人表示,前者有的人已在医院呆了10多年,后者可以申请轮候,不过,轮候10多年未能入院者大有人在。大而全的另一种现实考虑是,当地对残疾人福利事业的投入仍然受制约,必须要有成本考虑,一个大型机构的后勤管理成本必然低于可容纳同样数量残疾人的若干个中小型机构。不过,K国的有关机构人士已经觉得:太大的机构有些不合时宜,远处的残疾人来接受服务已开始感到交通、时间、费用的不便,今后如果兴办新的机构要考虑一点,以适应接近社区。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服务机构在数量上朝着满足社会需求、技术含量上朝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现代意义的残疾人服务在发达国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战的伤残者被视为对国家有功之人,可以说比此前普通的残障人更有理由主张其权利,社会尤其是政府也更认同有照顾他们的义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汽车的普及,车祸增多,其幸存者往往以截肢或瘫痪致残。按中国现阶段国情忖度,能率先驾车者多是先富起来之辈,况且车祸后有不菲的保险赔偿,使他们有能力支付更为高额的康复服务帐单,从而刺激了服务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加上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残疾人服务机构的首要考虑也逐渐从经济承受力转移到满足社会需求上。J国儿童福利法规定,智障、重度肢体残疾儿童不能由家庭自己养护,必须送到专业机构如综合疗育中心去,至一定年龄后,再视情况转介到其他服务机构,如需要接受教育的进入特教学校,然后再转入庇护性工场或公开就业;如需要接受康复服务的继续在康复医院训练或入读智障者终身养护学校。由此激发出的庞大社会需求,催生了众多专业服务机构。残疾人人数30-40万的H地区,拥有各种服务团体达100多个,各团体下属的服务机构逾4000家;这些机构并不是按照严格意义的社区而设,往往是立足于服务某些地区,这些地区涵盖或辐射若干社区,专业机构不至于因局限于社区而在服务人数上吃不饱,而各种专业机构各有侧重的服务内容客观上对于社区起到一种网络覆盖的效果。C国T城的康复中心投入约1.72亿元人民币元正在兴建一个可移动的巨型平台,以研究晃动、风雪、夜晚、家居等种种不同环境对残疾人的影响,从而完善无障碍设计和开发康复用品用具,其研究理念是克服残疾人康复、技术、设备与其它领域技术相比所存在的技术功能性差、实用性差。该项目由该国和国外至少8个研究中心的学者合作分成运动、活动、交流、认知、睡眠与心肺、康复系统优化等6个专科小组进行研究。

高福利国家,我们还看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高税收支持下的高保障度的社区服务、社区康复。在D国,30年前出生的孩子多是由家庭照料,现在则是由社区照顾,75%的妇女选择出来工作,把小孩委托给在劳务市场找到的护理员护养,养育小孩费用的三分之一由孩子父母支付,其余由国家支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老人选择长期住在医院,这并非是因为生病,而是年龄大趋向残疾化,行动不便,无人照料。专家认为,长期住院会导致活动能力与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应提倡社区的问题在社区解决,越接近公民越好。此后,老人护理中心、日间中心之类的社区护理机构和家庭护理兴起,90%的老人不再动辄赴医院而是由家庭医生或护理中心照料。家庭的设施如门、通道、卫生间不适合无障碍使用要求的,可由国家资助予以改造。该国法定的社区服务内容包括:个人护理、卫生清洗、康复训练、护理支持(当家人不能提供时)、配送食品、为瘫痪人士喂食、对75岁以上人士的定期巡访。据了解,申请接受社区服务的人士有70%的人是要求派人陪同去医院看病检查或帮助购物,25%的人需要夜间或周末护理,5%的需要24小时护理。有紧急呼叫服务,还有夫妻一方长期照料生病或行动不便的另一方,需要出外办事乃至旅游时,也可提出社区照料。以上的服务费用均由税收支付,在人均GDP高达3.4万美元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政府考虑的是社区应该为公民提供服务。当然,卓有成效的社区服务,对降低医疗成本是有利的,对老人、残疾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康复尤为有利,最终提高的是国民人均寿命与生活质量。D国的每年人均住院天数仅为5天,比同属第一世界的J国少了20天。C国的社区服务资源中心占地不大,人员不多,但中心整合了各种信息和资源,以网络或传统方式向残疾人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如果说在发展中国家要构建一个同样中心的硬件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供整合与提供。换个角度,这也说明了足够的专业机构的存在,才能为高水平社区服务提供足够的支持。

三、四阶段论

残疾人事业涉及面广,仅业务领域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有康复、教育、就业、文化、法制建设、无障碍建设、社区工作、社会保障、组织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其中仅康复一项就可再分为8个子项目;领导重视程度、残联自身努力程度和社会支持度也都决定了一地区残疾人工作的发展格局。但如果要从纷繁复杂的指标体系和难以量化比较的状态评价中超脱出来,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直观便捷、又易于通过比较找出差距所在的标志,从而寻找出缩短这些差距的路径。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地区包括其中心城市广州市,残疾人服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若按两大标志衡量,则现代残疾人事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粤穗在普惠性法规政策的出台方面,与70年代就起步的香港地区其实是各有千秋。广东从1990年起陆续制订了《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广东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和《广东省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规定》,广州市从92年起先后出台按比例就业、无障碍设施、专用机动车管理、优惠措施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6件,还有关于残疾人的专门条款列入《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广州市城市路桥隧道车辆通行费年票制试行办法》等多部法规中,广州市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贫困残疾人专项补助金虽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金额上不及香港的综缓和伤残津贴,但性质却相仿。而香港关于残疾人的完整法令是1997年由署理行政长官签发的《残疾歧视条例》,近年来香港的同行还提出在按比例就业立法方面要向内地学习。但是,穗港两地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机构上,两城市总人口与残疾人数相似,但全港拥有机构4000家,广州仅得200个左右,即使是广东省也只有残疾人康复项目1223个,至于专业人员队伍的数量、专业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就更为明显。

如果前面的叙述与实际情形大致不差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一)衡量一地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简便直观的两大标志,一是普惠性的法规政策之有无与多寡,二是服务机构的数量与质量。

(二)残疾人服务与服务机构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原生态阶段。残疾人按照自然的状态生存在社区,接受服务的地点家庭,社区和家庭有条件者便能享有一些照顾,反之则无。当地没有或几乎没有服务机构。

2.初级阶段。残疾人事业起步,新兴办的或初具规模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出现,投入和专业人员的制约是困扰机构运作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3.专业化阶段。服务机构数量增多、专业分工细化、技术含量提高,对一国一地区而言是从综合服务进化到比较普遍地享有专业服务。残疾人服务界出现乃至成形,服务机构为专业人士队伍提供依托平台,又为社区服务提供指导、辐射、资源整合和专业水准的服务。专业化服务机构的下一步是通过服务规范化、服务质量评估客观化去赢得社会的认同,争取一定量的服务对象,以取得运作和发展必须的投入。

4.高水平的社区服务社区康复阶段。达到这一层次的社区服务,仍有着就近就便的特点,与专业机构阶段后期高水平的机构服务相比可以相对节省投入,但由于老人、残疾人接受的并非是仅仅来自本社区的因陋就简的服务,而是在社区里享受来自中枢机构的服务或相当于(从个性化人性化角度而言是优于)中枢机构水平的服务、因此其总体投入的绝对值是绝对大于此前任何一个阶段的。

由于资源投入、提供服务的机构的形成、支持机构运作的专业人员队伍因素都与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一般而言这些阶段的更替呈依次出现的状况。换言之,当一地区未能为残疾人提供本阶段应有的服务或者说未具备这种能力时去放谈更高阶段服务水平的实现,很容易陷入脱离实际的误区。误区认识之一是社区康复简便易行,就近就地,省钱见效快。其实,在高福利国家开展的社区康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高税收支持和专业服务机构发展到高水平的产物,所谓就近就地是指本人能更方便地在社区就享受到中央机构水平的服务,而不仅仅是来自本社区的简单协助,所谓省钱是对倡言以人为本的地方而言,健康的公民比住院的公民更能创造价值或者更节省照顾其生活的人力物力开支。因此,仅从省钱的角度出发尤其是未具备专业人士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的社区康复,很容易变成快餐式的服务。鉴于目前各部门各团体都纷纷提出××进社区的口号,残疾人社区康复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残联更应该致力于提高专业化服务机构的数量与质量,从而为广泛开展社区康复提供技术支持、资源幅射与行业指导,促使具有明显初级阶段色彩的社区康复提高技术含量

四、基于四阶段论的四点推论

(一)相对而言,我们大多数城市的残疾人服务和服务机构发展水平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提早迈入专业化阶段的门槛,地方残联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区县残联已经具备进入专业化服务机构阶段的能力。

没人没钱没地位办不成事的观点,是制约残联发展服务机构的实际情况写照,却也是影响部分同志朝专业化服务方面迈步的心魔。资金和人才的制约,也许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残疾人事业发展过程的始终,或者起码是前半段路程。有困难才需要有人去做残联工作,有为才有位,如果总是强调客观困难不作为,就将总也跳不出这个首尾相逐的怪圈。如果说,在创业时期各级残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尚且完成了综合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在经济社会已经发展了的21世纪推动专业服务机构的运作,困难至少不会更大。况且政府和社会在财力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支持残联建起了综合服务设施,那么努力去使这些设施投入服务并且使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而不是简单地空置或承包给别人去做,也是残联应尽的社会责任。只有发展服务机构,才能以自身的示范作用让社会认识到残疾人服务存在的必要性,才能让政府购买服务的投入有可投之所。只有发展服务机构才能凝聚专业人才,才能让社会看到专业化服务与志愿者服务有什么差异。只有发展服务机构,人们才会认同干残联工作的应该是专业人士、社工的理念,而不是将残联工作看成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糊弄两下子的行业,组织人事部门才不会把基层残联工作人员职位视同安置性岗位。不胜任其他机构岗位的人为什么不能安置到神舟六号的发射和航天员队伍中去?只因为这些职位太专业了。也只有发展服务和服务机构,才能有足够的专业岗位去改变没有社工呼唤社工,没有社工专业呼唤社工专业,社工专业学生毕业就转业的状况。

话题仍然回到资源不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各部门各机构在分割财政这块蛋糕时必然强调各自的需求与不足,作为残疾人代表组织的残联,是坐等蛋糕做大那一天再加入分蛋糕的博弈还是现在就学当一名会哭的孩子?况且,如实地向政府反映残疾人的真实状况也是残联应尽的职责。正如邓朴方同志讲过的一句名言那样: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当政府了解了残联和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后,也一定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支持乃至倾斜照顾的。政府每年度的蛋糕总是要分割完的,残联不去申请分割,未必有人会表扬你,但耽误了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良机,最终会受到一代人(这一代残疾人)和历史的责备。

残疾人事业投入的来源包括了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助和其他渠道,其中政府财政拨款又包括了政府专项基金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项目。按照到2005年10月底的统计,广州市本级收取的该专项资金为9674万元(由于尚未实行地税代征、财政代扣,在全国大城市中并不算最高),而区、县级市一级共收取3502万元,各区县平均为269万元,最低的55.67万元,最高的693万元。有的区历年累积此项资金超过1000万元,当地政府领导已经把用好此项资金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兴办和办好残疾人专业服务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反之,将会令社会产生残联不会管好用好相关资金的印象,乃至发出保障金的收取是否有必要的疑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基金闲置乃至被平调或被取消的情况,则上难以向政府交代(国家提出了到2010年要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任务目标,急需资源去落实),下无颜面对急需服务的广大残疾人。

残疾人服务是需要投入的事业,在考虑投入时也需要量力而行,但是精心设计服务项目的工作对象、运作模式,同样可以收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效果。以广州市本级为例,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的投入仅为60万元,该项目深受基层和精神康复者以及家属的由衷欢迎。又如市康复中心兴办的孤独症儿童训练项目,市残联仅投入150万元用于房屋改造,购置设备等投入120万元后该项目即已开展服务,除少量在编人员工资由编制所在单位支付外,聘用人员的费用已可通过运作取得基本平衡,现已招收在训儿童50名,得到上级残联、政府部门和受训儿童家长的好评。上述事例对区、县级市残联开展服务相信也不无启迪。

(二)残联要沿着服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才能满足残疾人的需求,才能在今后专业分工的社会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发展是硬道理,有用也是硬道理。如果残疾人发现找残联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发现对于他们提出的所有需求残联都必须转求于(正式说法是协调)社会其他机构才能满足,残联就难以让残疾人认为有用,也无法在社会各部门各机构中间找到更高的地位。假如残联的同志只是沉缅于开会协调、组织活动之中,发展空间必然相对狭窄。因为即使没有残联,这些事情由其他政府部门或机构去做,同样能协调组织得不错。然而为残疾人提供服务,进而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则是一个广度和深度都无限广阔的空间。只要这些服务机构适合了残疾人的需求,它的生存和发展或曰存留兴废就将由残疾人及其亲友说了算,也就是说由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说了算。

(三)强调发展残疾人服务机构与倡导社会化工作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前者与后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1资源共享的概念首先应该从残疾人权利的角度去理解。残疾人除了拥有残障这一固定的特征之外,对具体的个体而言还可能拥有老人、妇女、儿童、职工、失业者、贫困或低收入者、居民、学生等一种或多种身份,理应享有相关部门、团体、机构提供给这些身份人士的帮助服务。

2由于残疾人的特殊性,其服务往往兼具综合性、边缘性与专业性,对目前其他服务机构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状况要给予充分理解和体谅。如残疾人的社区康复包含有医疗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四大部分,除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能履行部分医疗康复行为外,有许多的社区残疾人康复工作并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范围。传统的医疗机构以把治好为度,还有床位周转率等问题,而残疾人需要的往往是长期甚至终身康复训练,医疗费用的负担不能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从国外、港澳地区和广州市本身的实践来看,残疾人社区康复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完成,单纯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难以完成残疾人社区康复的所有任务。又如目前相当多的社区服务中心实际是街道办事处的首层或另外专门安排一个地方,把办证、咨询等与各种政府职能有关的行政事务集中在一块办理,基本内容是政务一站式服务。况且与残联比较起来,民政部门承担的管理职能更多而且时效性急,在实际操作中最可能出现的是后者在人力物力方面不得不共享了前者,这种情况在各级残联机构单列之前可谓比比皆是。总而言之,残联应衷心欢迎并促进各部门各机构为残疾人提供共享服务,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目前正处于而且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各部门各团体为其服务对象提供的服务和服务机构数量远未达到充裕的地步,在谁主管,谁负责的现行体制下,一旦在满足其主流服务对象的需要与满足残疾人特殊需求之间出现矛盾时,主管者的决定很可能是向主流服务对象倾斜。况且,对一些位于旧城区、窄楼房的其它服务机构而言,规范上可以要求其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但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是有相当难度的,更遑论要求这些机构配备为残疾人提供特殊服务的专业人才,而这些要求却又是残联服务机构可能或曰必须做到的。在现阶段,以为一句资源共享就能满足残疾人的特殊需求则结果很可能是落空而不是落实。

3残联发展残疾人服务机构并不意味着包打天下包办残疾人的所有需求。因为残疾人本身就是由多种身份人员构成的小社会,其需求远非某一部门可以包办。问题是当前的焦点在于为残疾人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数量和质量都相当低下,有些项目近乎空白。如果只是强调协调社会各方面去做而不愿意做填补空白的工作,则很可能误事,误了抢救性工程——有时间要求的康复、特殊教育等工作——的事。况且,残联投身进去填补了服务上的空白,才能更有效地宣传动员社会,只有在社会上形成了残疾人服务界这个界别或行业,残联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协调作用。

4社会化工作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残联只有动员社会去做这一种工作方式。按照对于亦官亦民的理解,残联也有民的一面,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应该发挥残疾人服务机构的作用。《求是》杂志2005年第24期刊登的中残联理论学习中心组署名文章《做好残疾人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提出了残联肩负的主要使命包括:发挥好特殊社团的作用,发挥好社会福利机构的作用,值得认真学习和深思。

在谈到社会化问题时,有些同志似乎认为社会化就是义工化,就是发动许多志愿者以学雷锋的方式为残疾人服务,而残疾人的需求仿佛就能够满足了。其实这种社会互助性质的服务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缺乏固定经费和制度性保障,也难以保证专业服务水平,最终只能成为专业服务的补充而不可能成为主体。实现残疾人服务的社会化,应着重于解决制度化与产业化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残疾人提供的专业服务通常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政府购买服务需要有承载体,这种承载体就是由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从现阶段中国国情来看,残联是残疾人领域中服务网络最健全、服务机构初具专业规模、服务对象最明确的同类组织。

(四)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新潮的方案不等于最可行方案,在现阶段重复别人走过的发展阶段就是一种进步。

在各方面强调公共服务贴近社区、在残疾人服务提倡融入共享(残疾人到底是融入才能回归社会,还是进入专门机构以满足特殊需要,是类似于鸡与蛋孰先的问题)的当今,专门谈论残疾人服务与服务机构的话题是否跟不上潮流?笔者认为,在理论上的理想境界到来之前,我们只能先追求服务的实现,让这一代的残疾人尽早行使享受服务的权利。在社会或社区未充分具备很好地接纳残疾人的条件下,就简单地让残疾人回到社区,其结果只能是让残疾人回到原生态阶段。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时要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发展阶段,况且从中国国情来判断,专业化阶段服务机构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大。即使是已经进入社区服务社区康复阶段的国家,也仍然存在机构甚至存在相当专业相当规模的服务机构。笔者相信,后阶段与前阶段的关系应当是继承与扬弃,而不是与对前阶段东西的简单否定与抛弃。专业化阶段服务机构的建设与完善对后一阶段也是有利的。当然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有前瞻性的重复者、或者说是追赶者,尽量发挥专业机构在现阶段的优势,同时在机构的布局、定位上尽可能地适应社区服务社区康复发展的需要。

五、处理好发展服务机构与推行普惠性质福利措施的关系,

残疾人服务机构是残疾人服务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发展服务机构有利于夯实事业基础,最终有利于残疾人根本利益的维护。但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段里,社会用于残疾人事业的资源总量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初级阶段,发展服务机构与发展普惠性质的福利措施,在资源分配上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要妥善处理好残疾人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才能得到当代当地残疾人的衷心拥护,才能实现残疾人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书目:

[1]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

[2] 王先胜:<<城市社区服务综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3] 李江涛 蔡国萱等:<<文明的尺度>>。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

[4]宋卓平等:<<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5]刘峥伟: 硕士学位论文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理论的认识>>。河南大学,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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